我们需要怎样的“外媒报道”?

2021-03-08 | 理想编辑部

"当一个美国记者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和这里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边摊,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镇乡野穿行,那么ta认知中国的框架就会增加很多维度,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更加地接地气,更加客观,更少陈词滥调,更少偏见。"

8月10日,何伟(Peter Hessler)在《纽约客》发表了长文《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

在国内,何伟以“中国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奇石》)而闻名。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有人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喜欢文章里何伟对于中国社会一向细腻入微的观察,认可一位外国作家放下偏见,试图呈现更立体的中国的努力。更有人将何伟比作“中美关系的粉刷匠”。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何伟的“春秋笔法”,玩弄文字游戏,看似客观,却把自己实际的想法藏在细节里“暗搓搓黑中国”。

这两种意见都有很多人支持,还有人打趣说,何伟就是一位“天选之子”,好多人坚信他一定会写这篇报道,甚至似乎整个中文界都在为之等待。

为什么这么多人期待何伟的报道?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写作视角,引发了如此割裂的评论?

在当下瞬息万变、摇摇欲坠的中美关系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视角呢?

平凡普通的生活,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何伟本名 Peter Hessler ,1996-1998年,这个27岁的美国青年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长江边的小城涪陵当英语教师。

两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江城》(River Town)一书。后来,何伟成为《纽约客》驻北京记者,陆续写作了《寻路中国》《奇石》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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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Peter Hessler)与妻子张彤禾(Leslie Chang)及双胞胎女儿,图:Michael Anti

2010年,何伟前往埃及开罗,进行中东主题的观察写作。2019年8月,他举家搬迁回成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

引发争议的其实并不是何伟写的第一篇新冠疫情的文章,2020年3月23日,《纽约客》就刊登了他所作的“成都日记疫情”《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

熟悉何伟的读者可能知道,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手法并不陌生,甚至他二十年来都是这样,比如《寻路中国》一开头:

样做是违法的——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后来,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都是很日常普通的细节,但在何伟生动细致的描绘下,却能看到这个我们习以为常却又常常忽视的复杂的中国:实践中暧昧的法条、实用至上的准则,低机械率的农业,农民的辛勤劳作以及他们狡黠的小小智慧。

他的优点已经被说得太多太多:并非出于猎奇、恰到好处的的观察视角,温和包容的心态,再加上一点点幽默感。

在今年发表的两篇描写疫情的文章里,何伟也通过亲身经历的细节,来观察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状况。 

在3月发表的“隔离日记”里,他观察邻居的快递包裹和外卖的包装,发现大都是家具、清洁工具和家庭办公设备,而饮食也都很健康,大量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在隔离第44天时,甚至有一家人买了电动洗脚盆——“人们归于自我,只能将精力花在剩下不多的空间上。”

在第二篇引发广泛讨论的《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里,何伟通过学生们的采访和报道,从个体、学校、社区再到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更细致深入地观察。

比如,当地商户受到隔离影响,开始走街串巷做起了牛奶团购生意,销量不降反升;呼吸机的销量翻了10倍;烟酒与口罩和消毒液搭售的生意经;居委会强大的动员能力……

们不难从这些细节中,归纳出何伟笔下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相信科学和注重教育,中国人的坚韧、生存智慧,以及社会协作。

当然,何伟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发现有居民染病后,很快他的姓名、照片、行程等所有隐私的细节便迅速被到处公布了,就像布鲁姆一样(这是《尤利西斯》的主角,小说就是记载布鲁姆一天内的行踪流水账,这里何伟用来比喻这种事无巨细的隐私披露问题),文章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文化冲突带来的思考细节。

这种写作风格,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就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普利策奖得主,也不乏《纽约客》主编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

何伟的写作受麦克菲的影响很深,他说,“几乎所有真正的美国非虚构作家都会告诉你,他们读过麦克菲的作品而且从中受益。”

麦克菲会进行极为详尽、几乎不留死角的前期调研;与几乎来自任何行业和背景的人都能深入打交道;独特“地方性”的呈现;又常常融合大量地理学、科技、艺术史等各学科的专业知识。

但麦克菲认为,“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个词并不准确,他更愿意称之为“事实性写作”,它指的是作者不得不卖力地发掘事实和搜集信息。何伟认为,这正是非虚构写作中的“创造性”所在。

在《江城》后记里,何伟写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给人们讲述鲜活的故事,那些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看上去平凡普通,其实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可能是那些宏观的内容所无法涉及的。”

真正的故事,应该从土里而非从天上长出来

在何伟来中国之前,美国很少有能够描写真实中国细节的作品。

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纽约时报》上写中国的文章,在我们看来往往“像是在看中国的X光片,似乎骨头都在对的地方,但是没有鲜活的血肉。能看出来西方记者做了很多努力,重要事实都是正确的,但少了身临其境的亲密感。”

1998年,在志愿者工作快结束时,何伟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当时美国描写中国的重点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何伟怀疑,谁会关心一个中国内地默默无闻的小城?怎么会有人想了解他的学生,那些贫困的四川农家子弟?

但麦克菲坚定地对他说,“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在老师的鼓励和影响下,何伟写作了处女作《江城》。《江城》出版后,旋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人开始去讨论在美国刻板印象之外的中国。

何伟认为,过去写中国新闻的问题,就在于美国记者“像是在写纽约一样写中国”。

如果报道纽约新闻,其实不需要写太多日常生活,因为读报纸的美国人就在过那样的生活,得挑极端的、糟糕而需要变革的事物来报导。

当美国记者这一套搬到中国,也挑选最极端的新闻话题写作时,美国读者并不理解的上下文和背景材料,却往往是缺失的。

在何伟看来,这种传统新闻写作,缺乏社会学的方法论,往往过于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没有脚注、不解释报导是怎么开始的。这其实会让很多美国读者迷惑,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何伟的父亲是一名社会学家,童年时父亲就经常带着何伟去观察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并让何伟思考,这些人身上都能看到什么?比如,ta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ta可能是做什么的,又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父亲还带着何伟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不管是工人还是金融精英,都与他们交谈。

比起传统新闻记者,何伟做的更像是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他在一个地方往往一住就是几年,零距离、长时间、跟踪式、反复多次地融入采访对象生活。

更准确地说,他是走入了的周围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真真成为了他们的朋友。比如熟悉的面馆老板,春节时会邀请何伟到家里来一起过年;邻居小孩家生怪病时,何伟到处查资料,询问认识美国医生,还带着他去看了好几次病。

现代西方最好的中国史学者之一的柯文(Paul A. Cohen),曾经专门赞扬过何伟文字中的这种共情:“何伟观察,叙述,解释,尽管有时他也因个别中国人的行为而烦恼,但是他几乎从未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性的评判。相反,他骨子里的仁慈,让他始终能够沉静地理解与他完全不同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

小小的两人渔船、在乌江两岸来回摆渡的挤满了乘客的渡船、从乌江上游一路北来满载着煤炭和砂石的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往三峡的白色大客轮。上课时,我总会俯视着江上熙来攘往的船只、打渔人、货船船长和码头工人。我会觉得:我也在劳动。这座城市在运转,我则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江城》

因此,何伟的文章里,除了详细事实的细节,他很乐于去描写人,尤其是那些普通人身上不经意的温情。

比如,在《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他女儿在中国念书,班上有位男同学提到了一些反美的话。后来,她的老师用一种很中国人的方式,给全班讲述了一个关于重视科学、教育和努力的故事。并在故事结尾,自然地提到“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在华裔媒体人查建英眼中,优秀驻华记者,就应该是像何伟这样的,有过硬的中文能力,足迹遍布大城小镇,跟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交流,跟友善的中国人和不那么友善、有奇怪的文化和令人恼火世界观的中国人都接触,才是真正地扎根在中国。

“一个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树,该从土地里而非天上长出来。” 

这种兼具自家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的双重身份,既能非常了解当地的背景,让人感到一种亲近感;而作为一个外来者,保有一定距离,又能够尽量客观,观察到那些像氧气一样的,我们呼吸在其中却又难以觉察的细节。

什么能打破偏见的同温层?最好的答案是阅读和写作

有评论指出,何伟的描写视角并不罕见,是一个稍微“善良”些的人就能拥有的共情视角。

确实从生理的角度上看,人的大脑里拥有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模仿、同情和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

但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里指出,共情并不一定就能走向和平、理解包容,甚至往往会走向互相排斥和复仇。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结论?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中提到,因为人们会将“自己人”纳入进自己的圈子里,也就是移情圈。移情则可以通过换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扩展。

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警告,这种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可能非常短暂。甚至移情像是开关一样。会关上甚至走向反面。

人们能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其实是一种“可怕的乌托邦梦想”。何伟的这种共情视角,也并非人人都有。

网络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间隔遥远的人们建立了从未有关的紧密联系,但回声式效应(Echo chamber),却使得彼此更疏远、只愿接受与自己想法相近的声音。许多个体把自己关到了小小的同温层里,却不愿意对外扩张。

由于算法和社交网络的细分等等原因,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们几乎可以一整天只阅读那些自己认可观点的文字内容,只听自己同意的声音。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江城》在中美两国都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但在20年后的现在,情况却截然相反。

《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在中国收到一些批评声,在美国却更加遇冷。目前在《纽约客》的官方推特上,只收到了232个喜欢,12条评论,零星几个评论里,有人大骂“这本杂志已经完全沦为了中国政党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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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描写的是现在,而《江城》描述的是过去,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就像是重看过去的老照片,陌生而又熟悉,可能有点羞耻,却又带着新鲜、好奇和怀念。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看来,已经像是怀旧的黑白照片。

更难以忽视的,则是背后折射出的中美两国,或者说整个世界都愈来愈深的隔阂。 

何伟说,他最失望的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导,是“过于政治化”的那些,没有太多针对社会、人们如何互动的描写——这也是很多人刻板印象中的“外媒报道”。 

何伟呼吁,不应只选政治这一点来报导,而应展示整个轨迹。何伟坚持这样的写作20年,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美国读者,甚至还影响了之后的许多美国媒体人,他们不再僵化地只用一种西方的维度看问题,而是深入观察到了中国社会的细节。

比如何伟的继任者、下一任《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也同样希望“让美国人注意到我所描写的中国,美国人很容易就会只把关注点放在政府的行为上。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每天面临的最深刻的问题是美国人能理解的,是会产生同理心的,因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即使在《纽约客》内部,不认可这种观点的记者也很多。但主编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表示,《纽约客》的文化是作者最大,他尊重不同作者带来的多元化。也正是有何伟、欧逸文这样的人,才能平衡别的声音。

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力量能拓宽了移情的圈子?史蒂芬·平克指出,最好的答案是人们学会了阅读和写作。把视野放大到人类的历史上,比如17-18世纪的英国,识字率和阅读率的提升,大幅影响了当时“人道主义革命”和“文明的进程”。

因为阅读是一种能让人转换视角的行为。当某人的思想进入了你的头脑,你就是站在他的立场观察世界。你不仅去看见、去听见那些你并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你还走进那个人的心灵,暂时分享了一把 ta 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认为,减少外媒对中国的偏见,其实恰恰需要多派些记者来中国。

有些外国报导确实存在着偏见,这并不能简单抨击为是“出于故意”,因为这些记者都是人,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认知体系,很难完全跳脱出来。

而当一个美国记者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和这里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边摊,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镇乡野穿行,那么ta认知中国的框架就会增加很多维度,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更加地接地气,更加客观,更少陈词滥调,更少偏见。

以何伟为例,在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另一个正面例子则是《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他像何伟一样,喜欢了上中国的生活,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民成为朋友,尽量客观去呈现这个国家的多面性、复杂性。

张彦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学到的知识越多,我想看到的也就越多:更多的圣山,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更多的中国神话起源地,更多著名艺术家或作家的家宅,在不同的城市结交更多的朋友。”

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张彦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后来,国内许多主流媒体选择性地翻译了文章的部分段落,并配发标题《

张彦说,这篇评论注定会被双方误解和利用,但他仍然觉得应该写下这些内容。做错的事情值得批评和警惕,但做对的另一些事情则值得尊重和学习。

文章发表后没多久,3月中旬,中美互相驱逐了对方的记者,张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签证被取消,被迫回到美国。

张彦非常遗憾。如果记者无法长期在中国生活和调查,是无法提供准确、丰满,尽可能减少偏见的报道的。而关于中国最好的新闻作品,几乎都出自长期驻华的记者之手。

缺乏媒体机构的支持,留下来的少数记者很难有资源进行长期调查及深度报道的项目,这意味着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将越来越局限在以往那些极端、失去上下文,往往也很极端的日常新闻上。

而回到国外的记者,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做着离地的报道。他们感受不到这片土地的脉搏,无法和这里的人民面对面交谈,认知中国的框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也更难获得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报导质量势必下降。

外国读者了解到的中国,也会更单薄、更脸谱化,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偏见。而偏见,往往正是误判与对立冲突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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