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公司洞察: 如何从疫情中重建

2021-03-08 | 安德鲁·梅达

文章来源: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new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news+and+events/news/insights/interview-mohamed-a-el-erian

Mohamed A. El-Erian 是安联的首席经济顾问,安联是 PIMCO 的公司的母公司,2007 年至 2014 年间,El-Erian担任CEO兼联合首席投资官。他是《唯一的游戏:中央银行、不稳定和避免下一次危机》一书的作者,并早在2009年就警示了“新常态”下包容性增长低迷的开始。在进入私营部门之前,他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15年,做到了副院长。他的第一份实习在世界银行集团,当时他正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的采访时,El-Erian在文中预测了一个去全球化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后疫情时代将更加困难。

问:你怎么看待全球经济和新兴市场?

答:目前,全球经济正走向一个不确定的目的地。这段路程令人不安,主要是由于与健康有关的经济活动受到破坏。我们不知道这段路程会持续多久,这个不确定又叠加在了经济走向的不确定。已经很清楚的是,对于新兴世界来说,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短期内不会解除。

这是近10年来第三次发生“去全球化”的重大事件。第一次是由家庭主导的冲击,主要由于全球化严重的边缘化了一部分人口。第二次是2017-2018年中美贸易战,这是政府主导的冲击。

现在,我们有了第三个冲击,涉及社会所有的组成部分: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是家庭、政府和企业。企业会受影响,主要由于它们的侧重点将从“追求效率”转为“追求反弹”,逐渐从适时生产的库存管理概念,和讲求成本效益的全球供应链概念,转向更本地化,更具弹性的系统。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问:这种去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改变他们的发展道路?

答:成功的初始条件已经改变。如果你看看我们从前的世界,中国除外——因为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增长模式。最初的条件有利于相对小的、敏捷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对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能够利用外部市场和引进资本,增强技术,跨越某些成长阶段。最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当然不止新加坡,还有韩国等等。在新的世界,初始条件已经改变。新世界里的大家,希望的是更强大,更自立;希望的是相对更封闭;希望的是大量的国内的需求和供应,来推动增长。

因此,第一个变化已经发生了,我们世界的增长模式发生了倾斜。第二个变化,在旧世界里,人们遵循的是法治和信任系统。所以就算全球化的过程里发生了滥用现象,我们也拥有一个健全的、公认的解决流程。在新的世界里,解决冲突的方式不再是多边的,而是双边的。经济工具武器化存在着突出的风险,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问:在最初的应急阶段,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减轻对私营部门的打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你认为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答:首先,我们要尽一切可能阻止流动性挑战转化成为偿付能力问题。流动性问题可以很快克服,但偿付能力问题要严重得多。第二件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结构性弹性和财务能力,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金融问题,这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童工、童婚、少女怀孕和家庭暴力。最后,还有一件事很重要,避免短期裁员变成长期失业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在设计时考虑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至少会延续三个阶段,而不是博弈论中所说的“一轮博弈”。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救济。之后还有另外两个阶段,你也必须积极参与。

你必须有能力判断出你能在哪里发挥最大效能,并且度过它,这不是一道简单的命题。在这样做时,你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一轮博弈的风险,转而选择多轮博弈。我不喜欢使用博弈(游戏)的概念,因为这绝不是游戏,这是一件严肃且严重的事情。但我发现在当前情景下,游戏理论可以增加思考的洞察力。例如,我们为"不惜一切代价"和"全部参与"的概念感到自豪。这是对的。各国政府和央行确实已经加大了政策责任的力度。但我们也要记住,"万能"有一定的隐含意义。我们拿打牌来打个比方,"全押"是你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放进去,其他人也是。如果你的“全押”策略成功了,你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如果你输了,你会连回到赛场的本钱都没有。因此,"全押"在本质上是单回合游戏。在多回合游戏中,它不是那么起作用。在设计干预措施时,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国家会在三大阶段里不同的阶段需要帮助,你要认识到,你必须因地制宜的面对它们,逐步进行干预。

然后你要问,什么是成功?你需要明确的成功指标,因为紧急干预几乎避免不了犯错误。你是在战争的迷雾中行动,你没有足够的清晰度,在这些条件下,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很高。重要的是快速发现它们,根据需要予以改正。

问:那么,您如何描述这三个阶段?

答:第一阶段是救济。这一阶段,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这件无法避免的结果带来了经济的骤停。对在失败国家工作过的,或者处理过重大自然灾害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不太陌生。但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场景。我们从来没有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上看到过类似情况,更不用说全球经济体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卫生对策的第一阶段(即社会疏远、分离、孤立等各种和社会群体的本意南辕北辙的活动)与经济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不一致。因此,损害是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很大。救援工作的重点是迅速抵达最脆弱的人群。

第二个是试探性的重新开放阶段。我们还没来得及征服病毒,就已经重启了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疫情伊始,我们把“正常经济”的钟摆一口气推到了锁定和关闭的位置,现在我们要一步一步推回来。如果我们推得太快,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如果速度太慢,生计就会受到威胁。正如我的一位非洲朋友所说:"如果你走得太快,你就有死于感染的危险。如果你走得太慢,你就有死于饥饿的危险。”想在这一块上找到平衡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干预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让重新开放的过程健康且有机。第三阶段,是我们已经让健康和经济的风险平衡在了一个最好的位置,社区免疫的曙光出现,政策刺激也蓄势待发。

问:你在对多轮游戏的类比中说,希望第三阶段会有一些筹码。是这个意思吗?

答:正确。多边机构最显著的风险,就是手中没有足够的筹码。

问:目前阶段,对各个国家而言,考虑重建的问题有多重要?

答:我们需要避免"新常态2.0"——和1.0有相似之处,但状况更差,更不稳定。全球经济将在缺乏及时政策的情况下走向何方?在疫情的冲击下:生产力低下,债务增加,需求更加低迷。这将导致经济增长更低、金融不稳定加剧。导致收入、财富和机会产生更大的不平等,给社会完整性造成新一轮压力。

因此,刺激阶段必须解决一个现实——我们的世界缺乏纠正措施。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已经谱写好了结局的世界,我们仍然可以用更好的政策改变现状,首先需要的是以劳动力和资本为重点的生产力提升。在劳动力方面,我们需要全新的培训和重组,因为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技能不匹配,我们将有很多人面临长期失业的风险。我们必须尽一切办法确保劳动生产率不会受到重大冲击。在资本方面,我们有机会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改善。然后,我们必须把这场危机中正在出现的好东西拿住。更好的私人公共伙伴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现实:某些债务要么已经无法偿还,要么正在变成坏账的路上。我们必须面临这个问题,像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对面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像我们在90年代面对低收入国家的重债国一样,我们必须尽早认识到债务过剩的挑战,并处理它。这场危机的一个重大教训是,目前现有的全球协作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对处理全球性问题的需求,也无法满足我们站出来分担责任的需求。

问:在这一过程中,期待结构性改革有多现实?

答:我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犯的一个错误:我们通过惊人的全球协调和各国央行的英勇手段赢得了抗击全球萧条的战争,但是,我们没能守护这份胜利。因此,我们最终没有进入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的世界,我们没能创造一个更好的增长环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低增长、包容性不足和人为金融稳定的"新常态"。

问: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认为未来人们进行影响力投资的时候,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影响力投资是指人们在追求商业回报的同时,还追求能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

答:首先,我应该感谢国际金融公司和很多其他人,你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件事从“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并不用真的做些什么……”变成了“让我们聊聊这件事并且实施它。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更因为它和我们自己的利益取向相符,我们对它有兴趣”。人们已经意识到,可持续性才是长久成功的关键。我认为,影响力投资这扇窗户,已经打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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