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全球化中寻找方向

2021-03-08 | 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

原文链接: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deglobalization-two-priorities-by-mohamed-a-el-erian-2020-05?barrier=accesspaylog

全球经济高度连结的发展路径,过去十年已经接连受到两次重大冲击,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在造成第三次重创。全球化也因此面临着三振出局的窘境,全球贸易与投资很可能逐渐地长期脱节,影响全球经济的不利因素将进一步增强。

如果当前呼吁重提全球化进程,注定无人响应,尤其是因为近期的恐慌情绪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司和家庭。全球化的长期维护者们接下来可能会转移注意力——聚焦如何降低即将到来的“去全球化”所造成的损害,和如何为之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首先,显而易见,在抗疫风波中,许多企业都试图在效率和弹性之间寻找一个更保守的、规避风险的平衡点。企业界在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极具性价比的全球供应链与实时库存管理模式,将回归本土化运作。

政府有确保生产投入安全的政治责任,他们会因此鼓励企业本地化运作的倾向。美国已经要求能源生产、电信、医疗卫生物料和药品回归本土,这一趋势对于其他部门和国家来说,也只是时间问题。

同时,当前危机管理的余波有可能发展成一场相互指责之争,这又为去全球化增添了政治推力。美国已经在抱怨中国没能采取足够措施遏制病毒传播,也没能告知其他国家病毒的严重性。一些美国政客甚至已经在要求中国支付赔偿金。还有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是COVID-19的始作俑者,是中国辜负其国际责任的典型案例。

此外,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局势可能会加剧,在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中加速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是对全球化进程的第二次打击。这又将引起众多跨国公司的恐慌。他们担心无法继续依靠两个关键假设来实施运营——前所未有的全球生产,消费和投资流的综合,以及通过多边机构在法律框架内,相对有序地、可测地解决贸易和投资冲突。

当前的反华言论,也让人想起了十年前的第一轮去全球化大潮。随着其中一部分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感到被疏远和边缘化,反建制运动在某些地方激起了更为极端的政治行动并取得了成功,比如英国脱欧。这类事态极大削弱了全球政策的合作,这次的COVID-19疫情,又一次将世界的不协调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前并不是为世界经济开展去全球化的理想时机。大多数国家,及其经济体系中的几乎所有部门(企业,政府和家庭)都将在危机中背负更多债务。由于缺乏大规模的债务重组,一些非发达国家的偿债能力将被高失业率,收入减少,经济活动疲软和消费动力减少等因素削弱。

推崇用跨境联结释放经济共赢机会,减少重大军事冲突风险的群体,将倾向于维护疫情前的状况。但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再具有曾经的吸引力:因为对政府来说,政府还在绞尽脑汁抵御疫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伤害;对企业来说,企业还在困扰全球供应链和市场被破坏;对家庭来说,家庭还在为经济受损感到不安全和焦虑。

因此,与其去参与一场没有胜算的战役,全球化的倡导者不如采取更务实的做法,提高以下两件事的优先级:首先,实现一个有序渐进的去全球化,一步一步,这期间包括但不限于避免陷入导致很多人痛苦的乱局;其次,是奠定一个更为牢固的基础,以重启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进程,并使私营部门在该进程中发挥更大的规划和实施作用。

回到本文开头的棒球比喻,反全球化的第三次击球已成功将全球化送回了“球员席”。但在棒球比赛中,全球化还会有下一轮击球机会。当前的挑战就是赶紧利用下场机会,更好地理解场上形势,并在下一轮中变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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