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社会与资本主义:我们为何对财富和名人如此推崇?

2021-05-28 | 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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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Shutterstock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极端的财富,大众对财富和名人十分推崇,同时公众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的担忧却在不断升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长远的前景感到乐观,全世界也有更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长寿、更富有、更健康。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祛魅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

我们必须回到经济现代性的黎明


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保障和扩大市场利益,并控制其不良影响?如何重拾公众对市场和市场体系的信任?如何保护这个有限制的但仍然无价的遗产?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制定一个新的总体叙事。我们需要更好的公众理解框架、更好的解释、更好的共同身份,通过这些框架,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达成和解。为了创建这一框架,我们必须回到经济现代性的黎明,回到亚当·斯密本人这不是一个被党派人士歌颂、被诋毁者谴责的漫画式的、单调的、自由主义者的斯密形象,而是斯密在他所有著作中的详细论证,从伦理学到法理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的实际思想。即使是经济学家,即使他们读的书足够多,也很少有人读过《国富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外的内容。然而,在许多方面,斯密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他的著作是一个被忽视的充满洞察力和智慧的宝库。


真实的斯密不是一个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转向《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他不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那种强烈意义上的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亲富者,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他不是“经济人”的创造者,也不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当然也没有宽恕奴隶贸易。但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永远是,一位具有非凡深度和力量的思想家。他被正确地称为经济学之父,从概念上讲,这是因为他是把市场完全置于经济学思想中心的第一人,从实践上讲,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而且,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远比单纯的经济学广泛,他同样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牛顿式的科学哲学,虽然在后来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的著作中得到了伟大的现代化探索,但是其意义仍未得到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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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将永远占据重要地位:它既可作为经济分析的模型,又对人类行为、市场、贸易、专业化、分工、税收以及补贴、赏金和保护的负面影响等提供了具体见解。也有人会钦佩他的道德平等主义,钦佩他对弱者的感情,钦佩他对尊严和可敬对人的地位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性的信念,钦佩他在“自然自由体系”中把不平等降到最低的方式,钦佩他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抨击,钦佩他的人类发展阶段论,钦佩他对商业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分析,以及他对商业社会极其精妙的探索和捍卫(这种探索比后来波兰尼对“市场社会”的分析要细致得多)。还有一些人会认识到斯密的理论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包括关于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理论以及法理学。


如果只看到斯密思想的一部分,就会忽略其整体的力量和一致性。对斯密来说,“财产的状态必须随着政府的形式而变化”,因为财产和政府都依赖基于社会共识的规范和模式,它们的发展都以人类的道德情感为基础。因此,政治和经济最终不可能相互分离,或者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与道德评价分离。不可能有无关价值的经济学,虽然我们可以分离出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同角度来讨论人类行为,但这样做只是反映了我们对知识便利性的需要,而不是说他们在本质上是深度割裂的。


源于斯密思想的六个经验


因此,新的叙事必须从新的政治经济学开始。这项事业将是许多人的工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我们可以从斯密的思想中总结出6条经验,或许可以预见其中的一些主旨。


第一,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商业社会区分开来。对斯密来说,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社会的出现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商人”的时刻。它标志着封建主义向我们所知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出现了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氏族或部落;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下自由交易;这个社会至少在原则上包容所有人,并将财富和机会传播给所有人;社会产生的盈余可以用来保护弱势群体;按照人的本能和人性工作;人们不是通过武力、阶级或等级,而是通过相互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团结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成就,我们有责任保护和提升这一成就。它具有巨大的弹性,至少在其民主形式下,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获得公民的忠诚,并通过促进公民的繁荣和自由来维持其合法性。在斯密令人惊叹的全面而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中,这种忠诚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历史、共同的身份和叙事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规范、公共机构、竞争和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源于人类对爱和变得可爱的渴望,以及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本能。如果缺乏有效的、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国际贸易秩序,人类就不可能有体面的未来。如果维护商业社会需要改革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改革它。


第二,商业社会需要有韧性、有节制、有战略、有实力的政府。市场依赖于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执法,而道德社会需要人们不仅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还能在充分发挥其能力时也享有自由。斯密曾提出要把贸易从过分细致的管制和补贴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政府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是国家的保护者、司法的裁决者和执行者、条约的签署者、贸易的保证者(虽然英国政府曾支持《航海法案》),政府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地方学校的建造者,也是市场的监管者。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现代政府被授予的职能,如提供风险保险,在不同代际人口之间重新分配收入,稳定宏观经济,还可以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建立新的市场。在这些领域,只有政府监管才能明确界定产权,有效分配商业风险和回报。随着市场、商业、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对政府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挑战。但是,“私营部门挣钱,公共部门花钱”的想法忽略了一点:两者都需要彼此才能实现有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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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成功的商业社会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国家,更因为它们有能力支撑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多元主义,能够抵御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合法性、认同、文化和信任,因为整个系统,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依赖于信任。合法性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反映并促成了社会信任,以及相互义务的模式和对等性,没有这种信任,一个社会就无法团结起来。在实践层面,社会信任使税收成为可能。英国在整个18世纪都有比较高的税收水平,部分原因是尽管政府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有足够的社会信任和合法性来征税。当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时,直接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国际机构或多边组织,而是在于一个国家征税和支出的权力,这让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迅速地支持和救助了它们破产的银行。这场危机本身是毁灭性的,不仅因为它的经济后果,还因为它对社会资本,即信任的破坏。全球金融业具有破坏信任的独特能力,因为它的规模,货币和信贷的普遍重要性,还因为它也许比任何其他行业更根植于信任,即信托关系。正如斯密所言,金融业需要“防火墙”,以防止其周期性的危机扩大成普遍的灾难性事件,就像2007-2008年那样。


第四,除了具体的缺陷之外,商业社会还有内在的弱点。因为市场互不相同,它们都带有自己的弊病。市场的目的是促进贸易,有效地配置商品、服务和资本,刺激创新,从而为公众的最大利益服务。正如斯密所展示的,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但是,他证明了,当市场运作不良时,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分化,市场运作不良有多种形式:出现垄断的倾向,监管不力,动物精神的丧失,以及更广泛的,由于寻租、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以及所有者和代理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的裙带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弊端,它损害了经济,腐蚀了政治,扩大了不平等,并使市场和商业社会本身变得无效并失去合法性。当公司和市场与公共利益失去联系,当商业回报不受商业价值影响,裙带资本主义就会蓬勃发展。这些事情削弱了市场交换的核心原理:市场交换应该如斯密在他的自然自由体系中所描述的,是“普遍富裕”的源泉,即普遍繁荣,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然而,第五个教训是,裙带资本主义远不是现代商业社会面临的唯一挑战。最深层次的威胁是人们价值理念的变化。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不断商业化,另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影响。这些新技术有能力使竞争环境进一步向圈内人倾斜,远离公民和消费者,从而使裙带资本主义更加恶化。社交媒体的传播还引出了公共问责和合法性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交媒体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的影响,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操纵舆论对民主的影响。这就是脸书在2010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进行“6 100万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实验”的教训,更不用说最近披露的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这超过了它们榨取租金和排斥竞争对手的能力。

亚当·斯密有力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生活在一个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价值观的世界里:纵向上,是对富人和权贵的崇拜,以及商业社会对同情,特别是对穷人的同情的潜在抑制;横向上,是与他人做比较的倾向,以及我们“不仅要被爱,而且要显得可爱”的愿望。


斯密很好地诊断了今天人们对社会比较的贪婪欲望,以及这种贪婪造成的地位焦虑。这是社交媒体的核心内容,它让年轻人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态,而对这种贪婪的利用又是其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核心法则。从斯密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公共责任与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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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教训是,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不断出现了新的挑战。今天,商业社会的本质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快。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正在改变世界上的工作。全球化正在将世界各地最有生产力的工人吸引到已经在享受商业社会福利的国家,而剩下的那批人则在遭受贫困的威胁。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社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死亡率和健康方面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收入的两极分化让非常富有的人从精神上、身体上和财务上自我隔离,转移到(实际的或虚拟的)私人的封闭社区之中,这将明显削弱人们纳税并分担风险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是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每天都有大量的流动性和风险通过影子银行网络在监管不足的地方进行交易。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随着贸易集团的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效。亚洲经济经历了相对疲软的200年,这一反常现象已经结束。越来越多的大规模、技术先进的公司显然有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压城市、国家甚至是所有人(只需假以时日)。就商业社会本身来说,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形式,正受到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威胁。


因此,一种新的斯密式的叙事必须在变革的冲击下和分裂的力量中形成。这些惊人的事态发展要求我们在思想和实践上进行有力的革新。政治、政治审议和政治理解都需要被重新挖掘和激发。现代商业社会所依赖的“同意”正在崩溃,而原本人们是自由地选择了同意,相信它将使自己繁荣。所谓的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没有答案,因为他们没有超越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界限。我们没有见到历史的终结,思想却反而走向了终结。我们必须更深入、更具体地去反思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问自己我们是什么,我们能成为什么?今天,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极端主义和误解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亚当·斯密,以及将他的思想贯彻到底的智慧。


本文整理自《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英】杰西·诺曼著  中信出版集团。